“不管疫情，先写论文”并不属实！中国疾控中心的争议论文，到底写了啥？

可能从没有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

引起过如此之大的风波

昨天

一篇由中国疾控中心和各级疾控中心专家

发表的论文引发莫大的争议

文章结论表示，在12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武汉已经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疾病传播，即所谓“人传人”。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疾控系统专注发论文隐瞒判断”等结论不断涌现，引发人们对于疾控中心工作的广泛质疑。

今晨

疾控中心发表声明

声明称，该论文所涉及的全部案例数据均是根据“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且所有案例此前均“向社会公开”。

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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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疾控中心“很早就知道人传人，但为了发论文隐瞒”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

• 在昨天公布的学术文章中，未对数据回溯这一点做出足够多的说明，才引发了如此多的误会和讨论。

其实，除了引发巨大争议的该论文外，含1月24日与29日《柳叶刀》（Lancet）先后刊登的两篇论文在内，中国科学家已在这两本顶级医学期刊上出版了三篇涉及新冠肺炎临床诊治数据的论文。

有必要来看一下

这三篇论文到底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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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1月24日 《柳叶刀》刊登）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早披露的临床特征数据。研究将疫情早期（截至1月2日）首批患病的41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发病症状与死亡率量化并与其它传染病对比。 

论文披露的关键信息在于：首例确诊患者的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既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和此后的病例没有流行病学联系。事实上，最初4名感染的患者中，有3位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科学》（Science）杂志随后（1月26日）刊文认为，华南海鲜市场或许并非新冠病毒的唯一发源地。 

研究同时发现，大多数感染、死亡的患者是男性。发病时的常见症状为发烧（98％），咳嗽（76％）和乏力或肌肉酸痛（44％）。

《武汉市2019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99例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1月29日 《柳叶刀》刊登）
 

这篇在1月23号刊登的第一篇基础上，将临床病例拓展至99例（截至1月20日，样本选自武汉金银潭医院）。 

研究发现，患病者在全年龄段分布，半数（51%）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同时有50名（51％）患病者患有慢性疾病。入院时，大多数患者发烧或咳嗽，三分之一的患者呼吸急促。 

就入院时间的数据来看，24日论文中的首批患者在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发病住院；29日刊发的论文中，99份病例均来自1月1日至20日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发病就诊的患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

（1月30日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刊登）

披露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临床诊治数据，共计425份确诊病例（确诊时间截至1月22日）。 

相比此前两份研究，这篇论文最重要的结论在于：2019年12月中旬以来，新冠病毒已开始人际传播。同时他们测算认为，现有患者平均将感染传给了另外2.2人，估计平均潜伏期为5.2天。 

根据这份论文整理的疫情扩散与相关事件的时间轴（如下图所示），多数早期病例报告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与该市场不相关的病例数量明显增多，病例追查随即启动。从1月8日起，诊断试剂的跟进和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促使每日确诊数达到高峰。

来自NEJM医学前沿

引发争议的核心点

很大程度在论文数据拿到的时间上

那么，论文的数据是何时拿到的？

↓

刊于柳叶刀的两篇论文没有明确病毒传播途径和方式，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提供的“病毒已出现人传人现象”的结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尽管“人传人”已在1月20日由钟南山院士确认后成为事实，但舆情的焦点集中在披露的时间点上。

浙江大学生物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表示“出离愤怒”。他认为，按照论文数据，那说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早在1月初就掌握了病毒出现人际传播的情况，却在1月中上旬多次对外宣称“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31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发表回应称，该论文是基于425份病例的回顾性“推论”，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全社会同步公开，包括15名医务人员的感染病例。即，他们并非病例数据的优先获得者。

不过，查询的资料显示，截至22日的425份病例数据并非向社会完整公开。若回应属实，那么论文从获得数据、撰写、投稿到接收的时间线理成为厘清质疑的关键信息。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向本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杨波博士（湖北疾控中心）邮件询问，截至发稿之时，未得到回应。根据另一位通讯作者冯子健（中国疾控中心）对财新网透露的消息，他们在23号拿到数据，最晚于26号提交的论文。

另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回应，该论文在几天内（in days）出版，经过了同行审议和编辑，间接对应了论文的大致投稿时间，确实应如冯子健所说。

1月28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新冠病毒研究专题页面，承诺开通绿色通道，对相关论文实行快速审稿。公开资料显示，该期刊的常规审稿需经过主编、副主编、外审专家、审稿会、返修等多个流程，发表周期需经历数月乃至数年。

公众讨论的另一个焦点是

究竟是谁参与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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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发表的《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署名了35位作者：

单位来自武汉金银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基本由北京、武汉两地学者共同完成。

1月29日发表的《武汉市2019例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99例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则有署名作者14名：

由武汉金银潭医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三所单位共同完成。

而最新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则署名了52位作者：

由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以及湖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安阳市、盘锦市等全国十余个省市的疾控中心的学者共同完成。 文章特别注明八位作者做出了同等贡献，即被视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中，排序第一的作者与通讯作者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

虽然“为发论文而瞒报”并不属实，但是议论所指、众口所论不容轻视。

不同于很多其他口径的调查数据，公共卫生数据不是研究者的私产，而是全社会在疾病面前的公器，特别是在疫情为重、人心摇动的情况下。比如，除了一些致死案例外，这些病患的具体情况，如感染时间、行动轨迹、传播路径，是否也能得到及时、全面的公开？

毕竟，信息每丰富一步，人们对于疾病的了解就清晰一点，关于未知的恐惧的也就能退散三分。

而公共卫生数据如何脱离纸面的疫情通报和学术文章，更有温度有力量，更为每一个普通人可知可感，也是公共卫生需要重视、研究并着手改进的。

此外，疾控中心作为一个兼具控病职能和研究能力的机构，还需在这两种职能之间求取平衡。研究能力应当是执行能力的基础，控制疾病和执行管理则应是研究能力的终极指向。

公共卫生部门理应牢记“初心”，最好的论文要永远写在中国大地上，映在每个人民群众眼里，镌刻在每个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之中。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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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年 赵鹿鸣

微信编辑：佳思敏、皮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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